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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楼作为人类挑战高度的极限追求，一直被古今中外的普罗大众所膜拜着，仰望着，锻造着。从埃及的胡夫金字塔到英国的林肯大教堂再到阿联酋的哈利法塔到中国的上海中心，普遍认为这都是不同历史阶段，人类挑战自然极限，体现所处时代智慧的象征。高度的意义真的就这么单纯，还是另有不可言说内幕。何不听听中国超高层的代表地产商——绿地集团副总建筑师贾朝晖先生说说他的见解，听听他的态度。
>>>> 注定引领“高度”
他大学毕业后在老家吉林通化默默地为建设着自己的家乡而奔波着奋斗着。人生的际遇就在于追求之路上的改变，贾朝晖也不例外。他1999年考上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研究生，新的平台也开启了新的人生际遇。2001年毕业后来到上海，在设计院从事建筑设计工作。2003年加盟绿地集团，恰逢绿地集团开启了超高层战略，并有幸成为了绿地集团第一个超高层项目紫峰大厦的技术总监。2010年回到集团总部技发部负责区域技术管理、300米以上超高层与五星级酒店技术直管工作，十几年绿地集团的职业生涯中超高层设计管理一直是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绿地集团副总建筑师贾朝晖先生
问及他印象最深刻的超高层建筑时，他开始回忆过去并沉醉其中，“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紫峰大厦，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超高层项目，450米是世界第七高楼，挑战不言而喻，而且是我作为技术总监全程技术管控，六年间全身心投入的一个项目。当时做的时候，就感觉这是人生中千载难逢的一个好机会，这样的项目可能以后就不会再有了。可是没有想到2010年回到集团总部后，集团的超高层战略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成为世界上建设超高层最多的房地产企业，六年的经验积累也让我有幸成为集团众多超高层项目的主要技术管理者，包括了636米武汉绿地中心等多个更有挑战的项目，对于我来讲是非常幸运的。紫峰大厦的建设过程，还属于集团在超高层领域探索与经验积累阶段，一路走下来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困难，最终我们攻坚克难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奠定了集团的大规模超高层的后续发展以及在超高层领域的话语权和发展方向。应该说紫峰大厦的成功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绿地集团地超前的战略决策，集团优秀的平台效应和诸多国内外优秀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的精诚合作都是项目成功的关键。
与贾朝晖先生的交流中，会发现其是一个逻辑思维特别严谨的设计管理者，而且真可以贴“博学”的标签给他。作为超高层开发领域的专家，他认为中国目前是世界超高层建筑建设的集聚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他的想法并不是空穴来风，是从国际超高层建筑发展趋势的宏观去鸟瞰的。首先，从超高层总量上中国已经超越美国。美国的超高层建设黄金期最早集中在上个世纪30年代左右，代表项目如美国的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等；第二个阶段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了包括当时的世贸双塔，希尔斯大厦等曾经的世界第一高楼，但是近几十年美国并没有特别有影响力的项目。其次，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超高层的主战场已经转移到亚洲，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这是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程度有关系的。为什么美国近期没有大量的超高层，一方面因为美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滞缓，另外也因为以往的开发模式以持有出租为主，导致资金回收周期过长风险较大，投资者望而却步。中国目前超高层的开发，一方面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有关，另外也和超高层的资金运作模式有关。大部份超高层采用租售并举的模式，开发商会持有超高层其中的一部分，如酒店或者商业，办公采用销售模式，这样有利于部分资金的回笼，可以使得开发商滚动投资，同时也圆了很多企业和个人成为超高层业主的梦想。
笔者和贾朝晖先生合影
“高度”与境外设计师
好像在国内重大标志性项目的设计单位选择中，都以拥有境外大牌设计师的设计而自豪，当然这种局面是前些年表现的异常明显。带着这样的疑惑，笔者求教贾朝晖先生，为什么中国超高层建筑的建筑师或者建筑事务所大多选择境外的，是不是有某种崇洋媚外的情结在？贾朝晖先生不紧不慢地徐徐道来“首先，中国建筑设计市场近十几年是比较开放的，也促进了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建筑设计的进步一定是要在一个比较开放空间中进行。从行业角度来讲，崇洋媚外的情况一定是存在的，但绝对不是一些重要项目选择境外设计的主要原因。以超高层项目为例，我们绿地集团在超高层的设计上多数请的是国外知名建筑事务所做的。客观来说，早期的项目，我们会请最成熟的境外公司来做，因为他们有成熟的经验，能弥补我们经验与能力的不足，十年前，我们会更倾向于境外优秀设计公司。近年来我们集团已有多栋超高层建成运营并已经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近几年在很多超高层项目投标中也会邀请国内的设计单位参与，也有很多超高层项目是国内设计师在做的，因为这十年来国内建筑师也在快速进步。但是我们应该客观的看到，在一些高难度的项目上，国内的建筑师与与国外顶级设计单位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和设计师整体素质和整个设计文化环境都有关系。
一方面，美国在超高层建筑的历史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对于中国来讲，比较大规模的超高层建设也就是近十年。所以从建筑文化或者经验知识的积淀上还是有差别的，并不是说我们国内的设计师十年之内就能赶上的国外顶级设计公司，这是客观存在的。
另一方面，说实话中国近十年大多数建筑设计单位并不缺乏项目，中国的设计单位在这种快速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效经验的积累、对客户诉求的尊重、创新意识与敬业精神等的确不如境外优秀的建筑设计师。国外的建筑设计市场很小，竞争非常激烈。他对经验的积累，对项目的认真态度，对客户诉求的尊重等还是国内大多数设计单位所缺乏的。当然他们的敬业精神很重要的一点是来自于生存压力，他们要做好每个项目，才能相对体面的生存下去。一有经济危机就必须裁员甚至破产，所以他们很珍惜他们的项目，一定会把最优秀的设计服务提供给客户。国内设计单位更关注规模与产值，对设计水平、服务意识、经验的积累就会弱一些。其实我们能看得出，国内有很多建筑师的收入是比国外建筑师收入高的，相对而言生存压力也不是那么大。从去年才开始有些压力，在前十年里，基本上没有什么生存压力的。
当然中国从去年开始，随着房地产逐步进入平稳期，行业洗牌加剧，国内设计公司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我觉得这也是一次比较好的机遇，对于一些能存活下来的好的设计公司，会越来越关注他们真正的设计竞争力，而不是在一味地追求规模和产值。而且对于我们这些比较成熟的开发商来说，客观上我们更关注的是设计能力与服务质量，水平相近时我们更希望请国内设计单位。
超高层的痛与快乐
对于超高层本身，它有自身的荣耀和不能言说的痛。
它的荣耀使得它备受瞩目。“超高层的聚集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经济和政治。其实美国也是一样，很多超高层的建设是为了拉动它区域经济的发展。比如原来的世贸双塔，就是为了推动纽约的经济发展，有政治因素，当然它能建成并有效使用是因为经济实力。任何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的国家、城市，都需要有标志性的建筑作为它经济发展的引擎，提升城市的标志性和独特性。另一方面，能够建设超高层是因为城市本身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水平。超高层往往是一个城市高度聚集化和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它建设的成本要远高于常规的项目，它对地理位置的选择一定是一个能级较高的城市或区域，才能发挥它的经济价值。就像我们看农村房子普遍的都比较低。为什么发达城市里聚集的超高层比较多，尤其是上海、深圳等地，还是和经济发展有关系的。相对高昂的建设成本在土地价格、售价和租金等综合因素下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要了。比如上海中心的建设代表了浦东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比较高发展阶段的成果。上海并不是一个刻意追求高度的城市，所以在超高层的建设上还是相对比较理性的，部分二三线城市比较热衷超高层也是政治和经济因素使然。”这是贾朝晖十多年凝练的经验。
它的痛是因为它的高度，俗话说高处不胜寒。“绿地的超高层建设会从经济性、合理性、可持续性出发去做，为什么大家觉得超高层难呢？是因为它是多种复杂业态、技术的高度集成，包括一些最前沿的建筑技术科技运用其中，在过程中我们也会客观去评估有些技术并不一定能达到预想中的效果和功能。最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我们更倾向于选用前沿技术中比较成熟适宜的技术。另外超高层目前的确存在着一些技术难点很难突破。就像超高层的玻璃自爆的问题，虽然技术在进步，现在玻璃的自曝率理论上已经达到万分之几，但是还是有隐患存在，是在建设和使用过程中还是经常要面临的问题，我们只能说在目前技术上已经很接近隐患的最小化。比如目前超高层的擦窗问题，一般的超高层项目一年也只能檫两到三次，如果城市环境污染严重会严重影响室内的视觉感受，目前玻璃自洁问题还没有突破；另外还有电梯垂直运输的问题，上行的速度最高可达到接近20米/秒，下行的速度最多只能达到10米/秒，人在高速电梯运行中会产生耳鸣等不舒服的情况，大规模人流高峰期运载效率也是问题。消防安全、恐怖威胁也是一个持续需要关注的问题。应该说还有很多技术性因素制约了超高层走得更高。当然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纯技术的问题，而是更是一个经济与生活模式的问题。超高层的生活便利度与经济性当它高到一定程度会出现边际效应。目前超高层使用层的高度最高在600米左右。当然如果不考虑经济性，不考虑人的使用感受，其实我们以目前的技术可以建设1000米到2000米都没有问题。”
贾朝晖心中未来城市的理想发展方向：
空中成为人类活动主要场所，那是真正的高度
现在城市发展的理论很多，包括国家提倡的城镇化与都市圈等。我个人来看，未来的中国会出现二三十个比较大的城市群。 未来的城市发展很难判断，主要是看新的科技的突破和普遍运用。例如高铁与高速公路的大面积应用，人的活动半径被拉长，城市间的距离慢慢地在弱化，都市圈在形成。如果我们有一天，交通工具再发生重大的变化，会改变城市面貌的同时有可能有空中城市的出现，建筑面貌也会变得和现在完全不同。目前人们的活动主要还是在地面上，未来可能是空中。
